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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你，为何江西的巡抚老是跟我过意不去呢？沈幼丹在我幕中时也毕恭毕敬，一旦坐上赣抚之位，便也跟着他的前任陈启迈、文俊一样与我作对了。你知道这里的原因吗？"曾国藩两眼失神，一脸忧郁。
曾在曾氏做两江总督期间任过江西藩司的张集馨，在其自订年谱中说："当时曾帅具奏，言厘金由大营济饷，丁、漕归江西支用。未几，又奏提漕折每月五万两，济皖南军饷内提一万两制造军火账房，以四万两解营。未几，又札提每月于地丁项内拨银三万两……殊不知本省只剩地丁及杂税十余万……曾涤生不顾全局，决裂无疑。""曾帅所批，直是玩视民瘼。平昔尚以理学自负，试问读圣贤书者，有如是之横征暴敛，掊克民生剥削元气者乎?"关于这中间的原因，江西人彭寿颐自然知道一些。原来，江西官场从上到下对曾国藩都没好感。先是当年湘军在赣北擅自建厘卡收钱，截了地方的财路，后来又查禁私盐，空了不少官吏的私囊，最后借父丧之机，不待朝廷批准，便扔下在江西的烂摊子不管，匆匆忙忙回籍奔丧，官场一时哗然。加之曾国藩在江西几年屡败于石达开之手，一个九江城打了三年都打不下，离开后不久九江、湖口相继收复。所以江西官场都认为曾国藩既乏军事才能，又好利争权。
沈葆桢在江西当过多年地方官，对过去的事情很清楚，做了赣抚后又听到上上下下的议论，觉得他们讲的有道理。尤其是江西并不富裕，他为筹集本省军饷已弄得焦头烂额，曾国藩却像催命鬼似的催促江西解饷，为了弟弟的首功就全然不顾别人的死活，激怒了沈葆桢和江西全省官吏，遂一致决定和曾国藩斗一场。沈葆桢自认一身清白，无把柄给曾国藩抓，宁愿丢掉乌纱帽也不屈服。
这些情况，彭寿颐能对曾国藩讲吗？何况彭寿颐虽是江西人，却素来恨江西官场，他并不认为江西官场对曾国藩的意见有道理。
"大人，江西官场历来风气不正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谁到江西当巡抚，都要变坏。"彭寿颐愤愤地作了回答。曾国藩听了后不置可否，又看起奏稿来。稿子拟得不错，行文措辞，严密周到，无懈可击。这些年来，在曾国藩的指点下，幕僚们拟稿的水平大为提高。当时两江总督衙门上报的奏章，被誉为海内第一，成为各省督抚学习的范本。曾国藩几次下狠心，欲签上"照缮"二字，但最后还是决定不发。
首先，参沈葆桢这事本身便是不妥。沈是自己一手保荐的，说沈该革职查办，岂不等于说自己荐人失察？因李元度事，已向朝廷承认荐人有误的曾国藩，不愿再给自己的脸上抹黑。再说，催饷解金陵，虽是为了打长毛老巢，但一半也是为了自己的弟弟，这一点，朝野上下也洞若观火。位高权重，本已到招人嫉妒的地步了，再来个为军饷而参劾自己节制内的巡抚，更会给攻讦者提供口实。越是对方锋芒毕露，越是要柔弱退让，方能显出自己的理直气壮。将欲取之，必先予之。他决定以柔克刚，以退为进。
曾国藩松了一口气，将奏稿平放在案上，伸直了腰板。彭寿颐以为要批发了，遂赶紧把笔蘸上墨递过去。曾国藩摇了摇手。
"大人。"彭寿颐仍不甘心，"从来下属都要服从上峰，方可收指臂之效，沈葆桢以巡抚当此军情紧急之际抗命总督，参之于理不碍。""长庚呀，你不懂我的苦心。"曾国藩神情黯然地说，"沈幼丹有意掣肘，我哪能不忿恚，但细思古人办事，掣肘之处，拂逆之端，世世有之，人人不免。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，百计设法以锄异己，这是权臣的行径；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，委曲求全，且以无敌国外患为忧虑，这是圣贤的用心。我正要借沈幼丹之拂逆以磨砺自己的德性。""大人，你太仁慈了。"彭寿颐动情地说，"要不我为大人写封私信给他，明白告诉他红顶子是大人给的，要他知趣点。""长庚，你别乱来，你熟读史书，当知娄师德不市恩的故事。前朝出了一个娄师德辉耀史册，本朝就不可以再出一个吗？"过了一会，曾国藩长叹一口气说，"即使你说明也没有用，我知道沈幼丹不是狄仁杰。"彭寿颐不能再说什么了，拿起奏稿悻悻退出。曾国藩提起笔，想了想，自己动手拟了一个词气委婉的"沥陈饷缺兵弱职任太广户部所奏不实"的折子。先叙述户部所言两湖、川、赣每月协济银十五万多两之事全系捕风捉影，四川五年来无丝毫之款，湖南今年也未解过，江西解来的九江关洋税已退还，只有广东今年解了九万两。写到这里，曾国藩不禁暗自感激老友郭嵩焘。自从去年郭嵩焘署粤抚以来，粤厘几乎没有断过。湖北的协济，也只是供应原归湖北发饷的几支部队，并不是支援围攻金陵的湘军。接下来，曾国藩思考良久，写下了几句沉痛的话："臣才识愚庸，谬当重任，局势过大，头绪太多，论兵则已成强弩之末，论饷则久为无米之炊，而户部奏称收支六省巨款，疑臣广揽利权。如臣虽至愚，岂不知古来窃利权者每遘奇祸。外畏清议，内顾身家，终夜悚皇，且忧且惧。"写到此处，他不免有些心绪烦乱，停下笔来，久久地望着窗棂出神，沉思良久，才又接着写下去。又说，他现在所居之职，以前是六人分任，多次奏请皇上简派德高望重的大臣会办，均未蒙俞允，特再次恳请皇上派员南来，非敢预为诿过之地，实以绵力而兼病躯，自度不足捍御贼氛，不得不沥陈于圣主之前。
写完后他从头至尾再仔仔细细斟酌一番，作了几处小小的改动，颇为满意了。正要传令罗伯宜誊写，杨国栋进来了。
"大人，现在正有一笔大款，名正言顺是我们的，大人何不向朝廷要来？""哪里有一笔我们的大款？"杨国栋的话，曾国藩一时摸不着头脑。
"大人忘记了？前年退李泰国代购的舰队，李泰国答应赔朝廷五十万两银子。买舰队本是为了打金陵，这笔钱是给我们的。现在舰队没有了，退回来的五十万银子，岂不该归还给我们？""对，对！"曾国藩顿时高兴起来，"国栋，你这个提醒太重要了，这段时期被沈葆桢搅得昏头昏脑，居然忘记了这件事。那五十万两银子当然应该归我们！""银子是分两批交还的。第一批二十九万已上户部的账，再要出来怕难了，第二批二十一万尚在上海。大人一面向总理衙门去一份咨文说明这个情况，要他们向户部讨还那二十九万，另一方面赶紧给少荃去信，命他将在上海的二十一万速解金陵。""行，就这样办。麻烦你代拟个给恭王的咨文，少荃的信由我来写。"好比一条在干涸的沟渠里奄奄待毙的鱼，突然得到一股清泉立时活跃起来一样，曾国藩忘记了与沈葆桢斗气的懊恼，兴冲冲地握笔作书。
曾氏与沈葆桢这场争厘金的官司震动了朝廷，恭王奕诉、大学士户部尚书倭仁及总理衙门都为此专折奏陈，最后由户部出面裁定：江西厘金由江西省与曾氏各分一半。另将存于上海的由李泰国所赔的剩余二十一万两银子交由曾氏使用。曾氏在同治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："因念枢廷苦心调停，令人感激，而劳逸轻重之间，又未尝不叹公道之不明也。"朝廷很快作了裁决，江西厘金一半留本省，一半解由江督支配，李泰国退还的五十万两银子全部作为军饷，留在上海的二十一万立即调往金陵，以救燃眉之急。一场危机终于渡过去了。